该判决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搁了两年，最后被撤销。
一个生效的规范性文件也可能因为与讨论的问题不相关，而不予适用。[30]在当时，这一定义扩大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符合行政诉讼的立法精神。
在多数情况下，公开发布是规范性文件对外生效的一个重要条件。作者简介：何海波，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第一，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因此，司法解释没有要求法院一律通知，也没有强制文件制定机关出庭。行政行为没有依据的，属重大、明显违法情形，构成无效（第75条）。
[67]它没有提明显不当标准，完全忽视对规范性文件合理性的审查。凡是一个规范性文件能够被用来支持被诉行为的合法性的，法院就应当对它作出审查。下面就妇联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共有职责来谈如何通过职责合作，来实现《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立法目的。
因为过去只有政策文件对于妇联组织的家庭教育管理职责有规定，例如《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妇字〔2016〕39号）这样的规范性文件。无论如何，对于这些共有职责的落实而言，都离不开强有力的保障机制。因为一直以来是全国妇联积极推动家庭教育立法，虽然教育行政部门置入妇联组织之前，这只是便利了家庭教育工作的开展，并不是削弱了妇联组织在家庭教育管理之中的作用，反而是加强了。（一）建立妇联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内部协调机制 过去，妇联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就家庭教育工作都有着自己的一套工作规程，在很多时候也采取相互合作的方式，但是二者的合作更多是采用联合发文的形式，还没有上升到在具体开展工作过程中的事务性合作。
四、结语 《家庭教育促进法》即将实施，从文本上理清妇联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分工，对于二者的合作，乃至于提升妇联组织的法律地位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建议全国妇联联合教育部制定《家庭教育日常工作协作规程》。
再次，对于《家庭教育促进法》第26条规定的畅通学校家庭沟通渠道，推进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互配合也属于教育行政部门的专门职责，因为推进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互配合属于学校教育延伸的范围。此次《家庭教育促进法》用国家立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第6条的内容，自然是赋予了妇联组织进行家庭教育管理的职责。这项职权是教育行政部门单独行使的，并不必然需要和妇联组织进行协调配合。而对于妇联组织而言，其制定的文件通常只能对内发生效力，对普通公民而言，更多只是倡导性的，发生效力的深度有效。
（三）妇联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共有职责 妇联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共有职责就是《家庭教育促进法》第6条第2款规定的统筹协调，协同推进的具体展开的。例如，妇联组织针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拒绝、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的行为怎么办，《家庭教育促进法》第48条规定的比较笼统，如果妇联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只能采取批评教育、劝诫制止的办法，那么对于那些蛮横的家长而言可能根本就没有威慑力。[2] 叶强：《家庭教育立法应重视提升家庭教育能力》，载《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1年第3期。在此之外，就是其和妇联组织共有的职责。
借助于法律解释的方法，以《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文本为中心，发现妇联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各自的职责是可以区分的，但是相比较教育行政部门而言，妇联组织的职责更少。（二）建立妇联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联合发文制度 《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后，需要对现有的家庭教育政策进行清理。
从法律的其他条款中，是可以找到答案的，这就需要从妇联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二者的机构性质入手进行分析。内容主要包括：（1）加强教育行政部门和妇联组织的高层协调功能。
从《家庭教育促进法》第6条第2款的规定看，对于二者的共有职责，应该是教育行政部门主动才符合立法的意图，但是在不影响法律实施的情况下，遵照过去的家庭教育管理惯例，如果妇联组织愿意担当主动角色，也可以按照第35条的规定，由妇联组织来主动牵头。可以说国家支持一章中的条文都是涉及妇联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共有职责的，这不仅是因为这些条款中的主体——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或者有条件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都不是具体的，而且这些条款中的事项在实践中也是由多个部门来完成的，例如全国妇联联合制定的《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妇字〔2019〕27 号）。（二）教育行政部门、妇女组织统筹协调、协调推进的职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教育、妇联等部门要统筹协调社会资源支持服务家庭教育[1]，据此就有了《家庭教育促进法》第6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教育行政部门而言，其制定的法律文件最高可以到行政规章这一层级。但是，如果妇联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就此专门发文的话，妇联组织可以借用教育行政部门的力量，比如告诫家长学校可能基于家长的这种行为而对其采取在孩子入学或者分班或者其他类似的不利措施时，那么家长可能会因为学校的间接干预行为而听从了妇联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教育，这就是通过联合发文间接辅助妇联组织参与家庭教育管理的效果。二、妇联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分工 为了清晰查找妇联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范围，可以从妇联组织的专门职责、教育行政部门的专门职责、妇联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共有职责三个层面切入，由此可以运用体系化的方法对《家庭教育促进法》二者中的具体职责进行归类和合并。
为此，借鉴以往的立法思路，由教育行政部门承担对家庭教育服务机构的举办者的申请进行事前审查，以及在其获得非营利性法人资格后从事经营活动的日常监管的职责，自然是理所应当的。虽然如此，即便《家庭教育促进法》对于妇联组织的职责的规定是极为有限的，也是极大提升了妇联组织在家庭教育管理中的权限。
其次，对于《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1条规定的鼓励高等学校开设家庭教育专业课程，支持师范院校和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加强家庭教育学科建设也应该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专门职责，特别是教育部或者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的职责。（4）完善家庭教育政策评估机制。
具体来看，妇联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共有职责包括：制定、修订并及时颁布全国教育指导大纲（第24条第1款）、编写或者采用适合当地实际的家庭教育指导读本，制定相应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规范和评估规范（第24条第2款）、建设家庭教育信息化共享服务平台（第26条）和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专业队伍（第27条）。就涉及家庭教育而言，其主要与学校、幼儿园有关，以及与家庭教育服务机构的许可和监管有关。
由此可见，确立家庭教育指导机构，通过其去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是妇联组织的专门职责，除此之外，《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没有涉及妇联组织的专门职责的内容了。本文主要是从妇联组织的视角出发，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充分发挥妇联组织在家庭教育中作用的重要指示精神，通过制度建设，让妇联组织在与教育行政部门的家庭教育管理合作过程中，发挥更大更重要的功能。为此，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充分发挥妇联组织在家庭教育中作用的重要指示精神，应加强妇联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合作。结合实际工作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尽可能建立多种协调机制，比如部长（主席）联席会议、家庭教育工作负责人联席会议等。
在部门的协作过程中，对各部门过去单独或者联合制定的家庭教育政策以及部门联合制定的家庭教育政策进行评估，检讨利弊得失，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做出政策调整，指导以后的工作。为什么可以这样理解呢？这是因为目前在妇联组织的管理下，存在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或者儿童中心这样的机构，这些机构的性质或者是事业单位或者是社会组织，但总体上都属于妇联组织可以直接调动的资源。
（一）妇儿工委的组织、协调、指导、督促职能 妇女儿童工作会员会（简称妇儿工委）在我国有着特殊的身份。（3）完善部门之间的家庭教育工作业务流程。
督促就是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实施两纲的具体方案，实施妇女、儿童纲要，整体推进妇女儿童事业 由于妇儿工委不是一个常设机关，其日常工作就需要设置一个相应的办公室来具体承担，如国务院妇儿工委就设置了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该办公室设置在全国妇联。第二，第28条讲人民政府通过确立了家庭教育指导结构后，再由这些机构来直接从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但是本条却没有讲家庭教育指导机构是什么，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到底由哪个部门设立或者确定？结合《家庭教育促进法》第28条和第35条的规范可以发现：妇联组织可以设定家庭教育指导机构，然后再指导这些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去为城乡社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进入专题： 家庭教育促进法 妇联组织 。三、妇联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合作 对于妇联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共有职责而言，首先就涉及到一个谁主动谁配合的问题。第一，由于妇联组织的编制数量和人员组成的特点，其自身并不能直接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那么其如何实现第35条规定的意图呢？这就需要结合《家庭教育促进法》第28条的规定进行理解。文章来源：《中华家教》2021年第6期。
但是在教育行政部门和妇联组织联合发文之后，则可以改变妇联组织发文的效力影响范围，这实际上也是间接提升了妇联组织的地位。如果狭隘地把家庭教育活动理解为是一个教育话题，那可能制定《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因为单纯的教育话题完全可以纳入《教育法》的范畴。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6条第2款的规定是一个良好的契机，为妇联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内部协调机制的建立奠定了法律基础，为此，实现二者协调机制的法制化、规范化、常态化是下一步的重点工作。因为对于家庭教育专业和家庭教育学科建设而言，这都与教育管理活动直接相关。
下面以国务院妇儿工委为例分析这四种职能的含义。最后，《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6条专门规范了家庭教育服务机构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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